记得那是2012年国庆长假，正好是中秋、国庆两佳节合起来共放假8天，也是高速公路第一次免费通行。经过长达18小时的长途旅程，终于踏上了海南这块让我眼里常含着泪水的土地。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驾驶着车辆刚驶过熟悉的南甘坡大桥，透过皎洁的月光远远地看见一个模糊但却熟悉的身影——我的父亲在半山腰的家门口前驻足眺望。“到家了！”我心中喜悦地默默念道着。车子还没完全停稳，父亲就已经急切地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仔细一看眼前的父亲，我惊呆了，人整整瘦了一圈，牙齿掉了大半，头发也花白了，我怔怔地问道：“爸，你……的身体，这是怎么了？！”父亲笑眯眯地凑过脸来大声问道：“你说什么？”这时，也已迎出家门的妈妈对我说：“你爸自去年下半年，身体突然比以前差了好多，耳朵也不好使了，你得大声跟他说话。”我顿时哽噎了，心底一股酸酸地感觉涌上来，我极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因为父亲是不允许男儿落泪的。

我知道父亲的身体不好是由于长年劳累造成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体一直很健壮，记得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正值海南垦区农场橡胶林段升级改造，年近50岁的父亲带领职工在荒山上没日没夜地拓荒育苗，在那些坚硬的泥石山上，长宽深都是要求1米育苗坑他每天能挖二十来个，直到现在，这还是海南垦区里几代农垦人难破的记录。如今，当年改造的荒山已成为农场的橡胶生产林的主体林段，产量年年名列全农场前茅。农场的职工都说，那都是因为当时在父亲这一代老垦荒人的带动下，大伙都没好意思偷懒，育苗坑挖得足宽够深，肥土压得厚实，橡胶树长势一直很好。

父亲命运坎坷且极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内忧外患的三十年代，四岁不到时便成了孤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乞儿生涯。解放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父亲分到了田地和房屋。好日子还没来得及过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放弃了梦寐多年的安稳生活，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的日子里，由于父亲在战场和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工作中表现出色，被光荣授以金日成三等奖章。朝鲜停战后，父亲又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建设海南岛”的号召，来到了当时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成为了广东省海南垦殖场的第一批垦殖拓荒人。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母亲是他的文化启蒙老师。他学习非常刻苦，小时候家乡还没通电，于是晚上一家人常常笼罩在他在煤油灯前伏案苦读投射过来的身影中窃窃私语，后来，这一景象一直是我们姐弟几个不敢不发奋读书的激励。父亲的学习进步很快，不久后他就开始涉阅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且有独到的心得。我最初对文学的兴趣就来源于对父亲书籍中《三国演义》、《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等中外名著的好奇阅读。后来，我就读于广州某一所高校，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我往往诧异于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深刻思想，每年寒暑假回到家中，我也常常能在父亲的藏书中找到书店里已无法购得的绝版书籍。

父亲爱知识，所以特别重视和爱护人才。文革时期，农场来了一群特殊的年青人，他们都是当时被划成“右派”省里高干和学术界名人的子女。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里，农场也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批斗会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血泪控诉”无休无止，这批稚弱的“广州知青”完全生活在一种随时准备低头认罪的诚惶诚恐之中。父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开明领导之一,他总是以种种借口推脱举行的批斗会。记得那时家里简直还成为了“知青乐园”，每晚他们总会七、八成群地到家里来做客。于是，劳累了一整天的身躯有了彻底的放松，紧张的情绪得到了难得的藉慰，不安分的思想得以无拘地交流。

文革结束后，知青们因父母纷纷得以平反纷纷回城，只剩一位父母均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青迟迟未收到返城的通知。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他决定以参加高考的方式“曲线”返城，但政治资格审查依旧无法通过，小伙子在父亲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直伤心。于是父亲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海南地委跑这跑那去张罗，不知赔了多少笑脸，终于为他争取到了参考的名额，这位知青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他父母执教的大学。80年代后期，这些“知青”常常组织一些“寻根”活动，托儿带女到农场来“探亲”，看到我家里依然清贫，都会有些慷慨解囊的举动，父亲均婉言谢绝，知青走的时候，行李总是鼓鼓地塞着父亲让他们捎上的农场土特产。

父亲退休后，依然心系区里的生产工作，“跑林段”是他最大的爱好。记得有一年春节假期，我陪他几乎走遍了我家所在的作业区里的远山近水。每每在他长久地、深情地凝视一排排郁郁挺拨的橡胶树时，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幸福的色彩在他的眼中灵动，这是一幕极为感人的人生景象，虽然它本身没有更多的深刻或者丰富的意味，但一位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与奋斗的老人，在这风轻林静的山水之间，这样一种特殊的与悠长岁月对话的方式，岂不胜过常日里多少浮躁的喧闹和无聊的故事。在这样的时刻，我心里都会轻轻告诉他：放心吧，父亲，您的朴素情怀，已深深地根植于儿女们的心中。